相反，它作为进一步体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统一性而存在。

例如，邓小平在宪法修改前针对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作了重要讲话，并明确提出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原则会写到宪法里。[122]只有确保国家权力始终具有公共性和人民性，才能使得宪法始终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8]费孝通：《基层行政的僵化》，载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85页。生活上互相依赖的单位的性质和范围却受着很多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所决定。[45]参见许崇德：《我国宪法的诞生与宪法的精神》，载许崇德：《许崇德文集》（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1页。兹举两个例子进行说明。[43]参见[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21页。

[78]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19]正如有的学者总结的，大量历史经验教训证明，古代中国唯一有效的政权体制即中央集权。法治要稳预期，即强调法治要对社会运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行充分把控和预测，形成稳定的社会运行机制，用法治来事先安排规则，引领社会活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社会共识 知识谱系 。回应信息文明的宪法学 科技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坚守宪法学的人文精神 关于人类生命的社会共识是宪法学必须坚持的基本主张与立场。比如，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民主质量不高，议决、执行能力不强等问题。

关照历史的宪法学 百年大变局之下的人文社会科学需要对现有理论范式与范畴进行反思，把握理论逻辑的历史感与时代感，增强学术命题的解释力。当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临挑战时，构建基于宪法的社会共识与知识谱系是十分必要的。

构建稳预期的宪法学 在百年大变局之下，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共识正在撕裂。比如，全过程人民民主应着眼于宪法规定的国家制度体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立法、行政、监察、审判与检察等制度体系的运行当中，始终贯穿民主原则，体现民主精神。在后疫情时代，非西方国家的宪法知识与宪法实践不断丰富，这推动宪法学从国别主义宪法学向多元主义宪法学转型。为回应与解释中国问题，宪法学应深入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宪法学内涵，形成学术化、体系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宪法学话语。

生命权是平等的，关于生命权的价值与文化的共识是百年大变局之下的最重要话题。在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宪法文本为基础，将历史性、创新性、确定性、体系性与开放性融入知识体系之中，为丰富世界宪法学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与思考。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流行，对一百年来构建的国际秩序与国际关系，乃至对人类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在这一思路下，该学者提出的几个学术命题值得宪法学者深思，即我们正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从哪里来？可能往哪里去？我们所处的时代受什么样的历史趋势主导，又蕴含与累积了怎样的趋势转折与结构转型动能？ 虽然这些问题是针对政治学研究提出的，但其对于思考百年大变局之下的宪法学知识体系走向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与体系是有区别的。比如，在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学界开始审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并进行重新定位，越来越重视比较性的历史研究。

另外，在世界民主理论发展过程中，我们还不能充分掌握民主话语的主导权，在国际学术体系中的影响力仍需提高。应提倡知识体系的多元性与互惠性，不应片面追寻个别单一国家的经验，应学会吸取不同国家宪法有益经验，应尊重不同的宪法学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

但是，宪法学的历史研究要避免碎片化现象，要注意历史的整体趋势而不是细枝末节，要建立整体的历史体系，而防止碎片化地解构历史、曲解历史、虚无历史。在百年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下，法的世界性也具有了特别实在的意义，并且如何处理法律的世界性问题也日渐具有挑战性。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因其自身的不确定性，给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一方面，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更强的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传统民主的基本范式只是西方经验的学理化，虽然在历史上曾起到进步作用，但在百年大变局中，其已充分暴露无法克服的制度缺陷。高质量民主意味着要通过制度设计，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式发展，使民主成为实质性的治理形式，强化民主的可治理性功能，建立协同推进的、有机统一的系统。

基于民主在中国的丰富实践，我们需要将中国民主实践提炼成标识性的概念与创新性的学术话语，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学理化、体系化，通过形象化、具体化的表达方式，增强当代中国民主观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并以有效的国际传播形式向国际社会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与时代精神。生命权具有主体性，其价值是国家和社会的最高价值，其不可被工具化。

我们需要以预防主义法治观回应各种风险，通过事先规划来预防可能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潜在风险。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过程中，防范社会风险的意识和水平仍需要进一步提升。

近几十年来，生物技术、互联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等的迅猛发展，在许多方面对人的隐私和尊严造成了侵害，甚至有可能使人类面临重新定义人的挑战，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社会关系。一百年来，由西方国家主导宪法学话语体系的局面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非西方国家的宪法学对世界宪法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日益受到关注。

对于中国宪法学来说，构建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多样性，需要从中国历史、文化与传统中探寻宪法学自主的知识体系。积极回应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宪法学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理论概括，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内涵，为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民主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有学者在论述政治学发展的四种趋势时谈道：第四重趋势反转是‘西方中心世界的没落与‘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新兴经济体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在修复和重建社会共识的过程中，宪法学知识应发挥独特的作用。

若缺乏历史感觉，则有可能丧失学术研究应有的学术性和创新性，使学术研究沦为闭门造车般的自言自语。这是四重历史趋势中最根本层次的结构变化，也是一个三百年历史大趋势的反转。

因此，宪法学应着眼于科技与宪法之间关系的内在原理，为认识和解决具体形态的科技问题提供宪法学支撑。在社会变迁中，宪法和科技之间的关系问题，既包括具体形态的宪法与科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包括抽象思维中的宪法与科技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就决不能是一个在学术研究上拾人牙慧、步人后尘的国家，否则，若在别人的话语体系中亦步亦趋，就永远不会有学术的创新性和自主性。那么，如何捍卫生命权的自然权利属性？由于生命具有不可重复性，所以生命权一旦丧失，便不可恢复。

因此，应积极回应预防主义法治观转型的要求，强化宪法学的稳预期功能。因此，为了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可持续性发展，扩大国际话语权，我们需要充分发挥宪法学的作用，构建具有开放性、解释力的宪法学话语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各个要素之间衔接不畅，制度合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作为规范科学的宪法学，在未来的宪法学知识转型中，需要挖掘新的知识增长点，为宪法学研究赋予更多的历史元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有效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宪法学关注科技，不仅应关注科技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应关注基于科技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法治要利长远，即强调法治不是简单地总结过去的经验，解决已发生的争议，而是要确保长治久安。上述法治的三个保障作用是有机统一的。

其次，应将生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提炼成宪法学范畴，更新宪法学范式，使中国宪法学的研究真正面向人民民主的伟大实践。宪法学历史观作为解释宪法变迁与文本的学术范式，在新的宪法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元素。